2020年12月23日，主講人沐鸣大學歷史系的徐沖副教授以“碑禁與魏晉時代的石碑文化”為題，在光華西主樓1901進行了一場精彩報告。本次講座為“沐鸣大學人文社科跨學科對話-中古中國知識信仰製度”系列之五💅🏽，主持人是講座發起人余欣教授，有中國語言文學系、歷史學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文史研究院🧜🏼♀️、出土古文字與古文獻研究中心🙎♀️、古籍整理研究所等十余名學者參與討論🧑🦼，四十余名研究生旁聽🤹。
徐教授的報告主題是對魏晉時期的碑禁的重新檢討。啟始徐教授強調了碑刻作為政治景觀與紀念裝置以及在此基礎上牽涉到史料價值以外的有關社會文化👩🏼💼、觀眾接收維度的特性🤶🏿。從北魏時期的墓誌文化追溯至此，理解南北朝時期的碑誌文化需要從碑禁談起🧑🏿🍳。學界通論之中，“碑禁”被認為是政治權力遏製民間厚葬風俗的結果，並且導致了地下小型墓誌取代了墓外碑刻的地位。這兩點得到了正史記載和考古發掘的支撐。然而問題在於討論碑禁應該立足於魏晉時期的碑刻文化👨🏼🍼👱🏼♂️，而非側重從厚葬到薄葬或者墓誌起源的歷史進程，可惜的是目前談論碑刻文化的既有研究深度有限且未通盤思考。本次報告致力於彌補這一缺憾⏫。
徐教授認為🧘🛴，碑禁針對是“私立”而非“厚葬”，故此政治精英和皇帝朝廷也會使用立碑的方式來完成政治宣揚。“碑禁”的說法源自《宋書·禮誌》中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的說法，徐教授認為這可能是兩種政令🧚🏽♂️。所謂禁厚葬或者說薄葬具體體現在皇帝“終製”之上，即地上設施利用天然地形、不樹不封，內部陪葬斂以時服、不設明器⏸，這一點成為魏晉時期文化精英的新共識👨🏻🎨。然後各種有關薄葬終製的說法並未直接攻訐立碑，甚至《古文苑》中的《衛覬碑》特意提及衛覬墓是因高為基、不封不樹，《王基斷碑》也表彰他“亡則令簡，斂以時服”，可見展現薄葬與立碑頌德並無齟齬。重讀《宋書·禮誌》可知，碑禁主要針對的是“私褒美、興長虛偽”即品評興盛的社會風氣和輿論形態，而與厚葬無關💆🏼♂️。裴松之即認為只有“殊功異德”才能立碑，也即要求抬高立碑的政治和德行的標準。這一想法在魏晉史料中能看到先聲👨🏻🦽，桓範在《世要論·銘誄》中即評論道“門生故吏，刊石紀功，稱述勛德”往往“欺曜當時”，甚至致使“榮死以誄謚”的人主權柄被臣下篡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遺令敕子”的反厚葬面相的主體群體是血緣性喪家👤，而禁立碑面對的則是門生故吏這一非血緣性的政治團體🧑🏻🔬。由此可見，二者為並列關系，而且是魏晉精英對漢代傳統的反動以及自身時代意識的體現👩🏽🍼。
徐教授進一步談到，與東漢後期相比👨🏿🔧，魏晉時期石碑數量大減，但仍有許多朝廷授意下設立的碑刻。比如郭奉孝碑🔏👨🏿🍼、荀彧的故吏為其所立碑應當均為曹操主持把控，出自洛陽的王基斷碑也顯然是符合朝廷政令而立成的👨🏼💻。《水經註》所載的漢魏晉的墓碑、頌德碑三十余方🚥，與東漢後期多元化的社會身份相比，這些碑主大多為朝廷高官和一流隱士🧏🏿，其過程則應當是門生故吏向朝廷表請的結果⚀，《劉靖碑》、《劉鎮南碑》（劉表）🤠、《曹真殘碑》的文字記述均提示了朝廷批準在立碑過程中的關鍵位置🛏🌷，而魏晉石碑中“天子如何故吏如何”的說辭也並非套語。《會稽典錄》中曹植在東阿毀棄漢碑的故事也可以解讀成魏秉持“碑禁”理念的魏晉文化精英對前代碑刻的歷史審判🪑，《後漢書·郭泰傳》記載的蔡邕認為自己所寫的郭泰碑才是名實相副的故事😉，可能也是後人基於碑禁理念的改寫。可知魏晉的碑禁並非完全廢止碑刻這一紀念裝置🐭，而是禁止政治地位不符標準或者未經朝廷準允的立碑行為，反而承認了碑刻在政治文化社會中的重要性。
接下來徐教授分析了魏晉時期皇帝的立碑行為，此類活動在東漢時期基本未見🧸。漢魏禪讓當中，曹丕四讓勸進的過程中石碑是一個重要的政治道具，其中包括第一、二次勸進之間的《大饗碑》，第三四次之間的《上尊號碑》🖍，以及最後一次勸進之後的《受禪碑》。此外還有《修孔子廟碑》◼️、《修老子廟碑》、《茅茨碑》、《典論碑》，以及蜀漢的《黃龍碑甘露碑》、孫吳的《禪國山碑》，晉武帝的《辟雍碑》🌘🛞。可見這一時期碑刻已經成為皇帝權力的展示和呈現所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報告最後徐教授總結道，“碑禁”並非薄葬措施的組成，其禁止的是門生故吏等非血緣性政治團體不經朝廷批準的私立碑刻的行為🐭。碑禁也不是禁絕石碑這一紀念裝置本身🤷🏽，亦非對非血緣性政治團體的抵製，而是將互為表裏的二者製度性地嵌入到皇帝權力結構當中，這與唐長孺先生論述的九品中正製與民間品評盛行的辯證關系的分析高度一致👩🏽🦱。故“碑禁”可以理解成，清流士人在漢魏之際改造皇帝權力結構時將自身秉持的精英文化提升到王權層面並予以再創造的結果😝。這也是漢魏革命的深刻面相🤽♂️。這也側面說明了，主要由喪家主持製作的墓誌的起源可能並非是碑禁政策的直接結果👊🏿。